习仲勋治理大逃港:深圳河边偷偷搞改革开放

随着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的热播,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“大逃港”揭开了冰山一角。剧中出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、治理“逃港潮”的剧情,更是让报告文学《大逃港》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颇为兴奋。

“长期以来,逃港问题是个半禁区,但30多年前,习仲勋就已经敢闯这个‘禁区’了。”陈秉安指出,这段历史的还原,还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: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,如今看来却是习仲勋主持时的宝安县,也就是如今的深圳。

逃港事件对于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,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。

正面肯定逃港事件是新的认识

新闻晨报:热播剧 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再现了“逃港潮”。长期以来,史学界如何评述大逃港?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,又有何意义?

陈秉安:逃港这件事,建国后的30年一直都有,如同是国内政策的“晴雨表”。国内形势稳定、经济复苏的时候,边境上逃港的人就少。国内形势动荡,比如1957年的强迫农民入社,1961年、1962年的闹饥荒,边境上的人就逃。一开始,逃港被看成是叛国投敌,是要处以重刑的,当局是用“堵”的办法,用铁丝网、警犬来阻止群众逃港。后来看看不行了,就改成“疏”,即以“思想教育”为主,学习毛著、唱革命歌曲,批判“资本主义道路”,这样做的结果好了一段。再后来还是逃,这才改成用“导”的办法,即发展经济,搞“改革开放”这样就成功了。逃港这件事,对于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,近些年来,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、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。近日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写到群众逃港的问题,而且是正面肯定的,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,应该说是迈出一小步了。

新闻晨报:促使逃港的背景和原因有哪些?

陈秉安:主要是经济的。那时生活太苦了嘛。河那边,可以“喝早茶”,能用电视机、洗衣机了;河这边,还在啃红薯咸菜,咋不跑?上世纪70年代以后,也有一些是因为政治原因逃港的,比如知识青年。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觉醒了,觉得自己被骗了,要找寻自己的理想,这样的也不少。

已故歌星罗文就曾是逃港者

新闻晨报:因大逃港,广东宝安县十屋九空,您曾采访过100多名逃港百姓,请问他们如何回忆那段历史?

陈秉安:感慨万分。我记得那一次去万丰村,因为男人逃港路上死了,村里剩下不少孤儿寡妇。逃港的人回忆起来,不少是泪流满面的。抓他们的干部回忆起来,摇头说:“没有办法,有些人就是我的亲人,上面让抓,我能不抓吗?”

最近我在香港找到一对知识青年夫妇,当年这对情侣是用绳子把手系在一起,冒死横渡大鹏湾的。有姐弟逃港的,还有念着毛主席语录逃港的……他们都说,现在你们那边比我们经济还好,但是我们还是不后悔,因为我们早了10年过上了好日子。

新闻晨报:30年来共计约100万人逃港,那么这批人逃到香港后的生活怎样,你是否采访过?

陈秉安:刚开始,香港人口较少,对逃港的大陆人基本是持接纳的态度。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,香港兴建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,因此逃港过去的大陆人,来多少都要。并且,香港工厂还特别喜欢逃港者,特别是游过去的那批人,体力经受过考验,都是身强力壮的。同时,他们最能吃苦,最有毅力,要求低,只求温饱。上世纪70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港,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识的一批人,可以说,他们这批新鲜血液助力了香港的发展。后来逃港者中成名的不少,如乐坛歌星罗文、金牌编剧梁立人、期货教父刘梦熊等。

在30年改革开放中,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,留守深圳12年,为广东要权,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习仲勋印象:平易近人,沉稳担当

新闻晨报:你能谈谈当年为写大逃港采访习仲勋的经历吗?

陈秉安:习仲勋是我书中不得不写到的一位重要人物。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,我就以记者的身份直接到他入住的宾馆找他,于是有了当年他主持广东工作时治理逃港的第一手资料。那一天,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给我通了情报,说习仲勋住在深圳迎宾馆,我就在中午时分赶赴宾馆内的中餐厅旁等他。没过多久,他和一行人走了出来,我快步迎上去自我介绍,接着我俩就站着谈了约20分钟,对我提出的资料和历史一一确认。

新闻晨报:习仲勋给你印象如何?

陈秉安:印象中他那天穿着中山装类的衣服,听说我是方苞介绍的,很乐意回答问题,十分亲切随和。他讲话语速不快,一开口就给人非常沉稳的感觉,回答中也不带政治套话,语言非常朴实,就事论事,问到一些逃港的敏感问题时,他也没有隐晦。我想,这也就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普遍情怀。

新闻晨报:你在采访中,老百姓有无提到习仲勋,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的?

陈秉安:当然有。当地老百姓常念叨的就两个人:习仲勋和陶铸。在30年改革开放中,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,留守深圳12年,为广东要权,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提到习仲勋时,老百姓总是心存感激地说:“多亏习书记放我们一马。”他们的意思是,当年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,默许百姓搞活经济,比如三日大放河口,让百姓带着自己的鸡鸭去香港买卖,也允许互通办厂,做生意,让老百姓获得收入脱离贫困。

解决逃港之道就是冒险搞活经济

新闻晨报: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,逃港潮依旧汹涌。习仲勋又是如何治理的呢?

陈秉安:习仲勋跟我说,他的认识也是逐步改过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他刚到广东时,带着的也是旧的思想,认为群众逃港是“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”,是“往共产党脸上抹黑”。还是想沿用思想教育的办法来治理逃港问题。但是他说后来“实践教育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,群众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。他到深圳(那时叫宝安县)来,当地一个大队支书顶撞了他,他不反感,还从中摸到了治理逃港的新思路,这很了不起。这以后,他的解决逃港问题的办法就改了,改成了“导”,就是搞活经济,提高河这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。他支持宝安县在边境划出一块地方来,让老百姓自由到香港去做生意,允许香港人过河来投资,办来料加工工厂,也就是背着中央,偷偷摸摸在深圳河边搞“改革开放”。那时候,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,习仲勋支持搞这些,是很可能被作为“复辟”的罪状,再次让他“进笼子”的。所以说,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功绩是很大的,他是冒了风险的。

新闻晨报:为什么习仲勋要说是“群众和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?

陈秉安:群众大逃港的这个历史事件本身,就是在给共产党人上课嘛。不搞改革开放,群众就要用脚投票,要跑了。这一点,如果说对身在内陆的共产党人,感受还不是很强烈的话,对于一直在广东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一大批人,站在河边一看,可谓一目了然。群众的声音是要走老路,还是要求“改变”?他们听得明明白白。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他们,使他们有可能早一步觉悟,早一步清醒,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。

改革开放宝安县比小岗村早半年

新闻晨报:你曾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触动点不在小岗村,而在宝安县,有什么依据?

陈秉安:这其实是一段再清楚不过的历史了:小岗村群众签字,画押要搞联产承包是在1978年的冬季,可是宝安县早在1978年的夏季,就在搞“引进外资”,办来料加工了,许多村庄根本不听上面说的“反资本主义歪风”,主动把当年逃到香港去的人请回来,办“三来一补”工厂,搞得热气腾腾。1978年的7月,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带引下,参观了办得好的沙头角来料加工厂,习仲勋还与“三来一补”工厂的插花(塑料花)女工谈话。于是,沙头角的老百姓不但不逃港了,逃了的都回来了。正是看到这种情况,习仲勋才真正看清,要治理逃港问题,只有搞好“改革开放”,才敢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,要求给广东省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。这时,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,只知中国必须“变”,但是改革开放怎么搞?首先从哪里搞?认识也是有限的。改革开放最初的萌芽,是从民间发起的。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,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,使他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,搞一块地方办特区,作为“试验”,然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伟大构想。改革开放,就是这样一步步“逼”出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所以我在书中说:“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的推导,历史,也许还要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!可以说,大逃港,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!”

新闻晨报:你认为目前思想界、史学界对群众逃港的认识怎样?

陈秉安:对群众逃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,对这样一段轨迹已经很清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,还在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不敢正视,逃港问题还是个半禁区。官员们还在怕被说成是“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”。30多年前,习仲勋就敢闯这个“禁区”了,咱们怕什么呀?我最近看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,这种感觉就很强烈,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、史学界的思想认识,在很多方面比现在还解放,还敢碰“禁区”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思想界、史学界不能够更解放,更大胆一些呢?

新闻晨报:你觉得认清这一起点,有何意义?

陈秉安:大逃港的历史被封存数十年,也埋没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治理大逃港做的实事和功绩。在30年中,干部群众想了各种方法,做出了大量的努力,最终,由习仲勋解决了这一难题。我觉得历史不应该遗忘他们,不应该埋没他们的功绩。

■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剧情回溯

谈“逃港”:不怪别人跑,是政策出问题

看着挂着“偷渡犯”牌子的百姓一个个走过,刘金锁、田源、吴怡茹三人依旧壮着胆商量着如何偷渡的计划。为着一个相同的逃港目标,三个分别来自安徽、北京和上海的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聚在一起。最终,三人决定放弃游海,而用九死一生的“扑网”方式从宝安逃向香港。

他们三个,一个从农村跑出来,是因为饥饿;一个从大山里跑出来,是因为遭人侮辱;还有一个是因为有一顶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没了政治前途。他们选择即使九死一生,也要逃到香港去。所谓“扑网”的“网”,指的就是广东宝安县梧桐山边境的一整排铁丝网。偷渡者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一带,翻越铁丝网,最终才能到达香港。

这一夜,被惊动的军警拿着探照灯,带着猎犬,将寂静的夜空划出一道裂痕。镜头下,逃港的人群只顾自己疯狂奔跑,人群甚至互相推搡、摔倒、翻滚……广播喇叭里放出声音: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告,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。

也就在这一夜,“扑网”这个词汇,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。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:“叶帅吗?我是许世友,我这边又出事了,这一两个月来逃港的人很多,几百个年轻人集体冲铁丝网,另外深圳湾那边淹死偷渡的人也很多……中央要拿个主意啊!”电话那一头,叶剑英沉默着挂了电话。

数月后,邓小平复出,针对深圳逃港问题召开了反思会议。邓小平说,不能怪别人跑,问题恐怕出在政策上。“老百姓会对比,一河之隔,差距太大。这是党的政策出问题了,是我们的革命有问题。”

(原标题:从疏到导,深圳河边偷偷搞“改革开放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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